我国2003年开始实施通过高校自主招生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近10年来，实施自主招生的学校越来越多，各学校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大学根据社会变化“与时俱进”的表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政策变化仅仅是对过去“短视行为”的弥补。从长远角度看，高校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和规划。
侯平(化名)是河北省某县级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从教几十年来，他被学生问到的问题不计其数，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侯平对于其中的大部分都能作出解答。但最近几年，有一个被学生反复提及的问题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这便是：明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会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政策一年一变?
“我也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但至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答案。”侯平说。
“学生抵触的是整个招生制度”
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通过高校自主招生探索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如今已近10个年头。在此期间，实施自主招生的学校越来越多，而与之相伴的，便是各学校政策的不断变化。
今年10月，北京大学(微博)公布了新的“校长实名推荐”遴选细则。其中新增的“不孝敬父母不能推荐”条款引起一片争议。事实上，仅最近几年，北大类似的政策变化就一直存在：2009年将5%的自主招生比例提高到10%;2010年首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并首次联合北航、香港大学实行“三校联考”;2011年加入被戏称为“北约”的7校联盟……
北大只是众多“善变”高校中的一员。同济大学2009年在自主招生中首次引入“综合素质面试”;2010年便在上海试点“校长直荐制”;2011年又加入八校联考。清华也在近几年先后作出了调整笔试政策、加入多校联考、推出“新百年计划”等一系列改变。
受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频繁变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苦苦备考的学生。
“这种变化对学生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侯平说因为掌握不住高校招生的风向标，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备考。而由于学生对某一所高校很难有透彻的认识，他们会很自然地对国家整体的招生制度产生抵触情绪。“说白了，学生们很怀疑这样变来变去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猫腻’。”
2010年，上海市某机构曾对该市1400多位市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一小半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政策的多变有利于遴选有特长的考生，而有83%的市民则害怕遭遇“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
“我们可以接受制度的适当变化，但我们担心的是招生者的‘德’。这种信任感一旦被破坏，便很难修复。”侯平说。
大学究竟想要什么学生?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多变，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大学根据社会变化，“与时俱进”的表现，反映的是大学的进步。对此，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高校招生政策当然可以变化，但我们需要追究这种变化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仅仅对过去‘短视行为’的弥补?”熊丙奇说，社会的很多趋势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之初，并没有经过长远考虑就仓促决定，而当问题出现时又匆忙作出修改，这种改变根本谈不上“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屡见不鲜。
以教育公平为例，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中，新增了推荐“三代以内无大学生”的农村学生的新规，此举被解读为人大针对农村考生的教育公平进行的又一次探索。而在熊丙奇看来，教育公平问题早在国家实行自主招生政策之初就应该预见到。“2003年，农村考生问题就已经有所浮现，更何况西方大学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直到近几年，我们才开始重视并调整相关政策，这能算是一种进步吗?”
“从长远角度看，高校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和规划，对短视行为的弥补看似进步，实则极其幼稚。”熊丙奇说。
如果说熊丙奇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趋近于“强硬”的话，那么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则相对温和，至少他认为，就当下的教育体制改革而言，各学校自主招生制度上的不断变化依然可以算作是一种新的探索。
郭英剑表示，近几年，无论是社会的整体形势还是高等教育本身，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期间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虽然高等教育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要求，但还是可以看出高校政策变化的一种良好的初衷和发展形势。“仅以人大此次出台的新政为例，尽管存在争议，还是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目的性。”
但与此同时，郭英剑也表示，尽管初衷值得肯定，但各高校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的确缺乏整体的规划。“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出各高校在自主招生问题上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站在一定高度上，真正拿出一套成熟的规则，更缺乏可操作性的细节。我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个看似良好的意图，但这显然不够。”郭英剑说。
而他这一观点在熊丙奇看来，似乎完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依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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