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用近两年时间在南京市民中随机抽样，进行抗生素认知、使用情况的调查。1847名受调查者包括890名常住居民和957名外来务工人员，年龄跨度从18岁至70岁，涵盖不同学历层次和不同职业。日前，研究人员披露了相关统计数据和初步分析结论。
南医大调查南京人抗生素认知及使用情况
结果呈现两大特征：知之甚少、知行脱节
你了解抗生素吗？了解有多少？
组织此次调查的彭志行博士介绍，在抗生素认知情况的调查中，90%以上的南京市民认为自己是“大概了解”抗生素的治疗作用的，近七成以上的人意识到“没有一种抗生素是绝对安全而无副作用的”，这结果似乎令人满意，但后续的具体检测结论却让研究人员高兴不起来。
“你知道耐药性吗？”对此，52%的外来人口和35%的常住人口表示“不知道”，而68%的外来人口和44%的常住人口不知道“超级细菌”为何物。经深度访谈和进一步检测发现，仅22%的市民了解抗生素基础知识；仅28%的市民基本了解“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只有三成的市民基本了解“错误使用抗生素的危害”。“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的知晓率，并没有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这尤其出乎我们的意料。”彭博士说。
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导致部分市民在抗生素的具体认知方面存在许多偏差，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意义：
偏差1：一感冒就要吃消炎药
近三成的常住居民和五成的外来人口认为，抗生素可有效治愈病毒性感冒，并把抗生素作为治疗感冒的首选。
“在滥用抗生素现象中，最普遍的莫过于人们感冒发烧时自己吃消炎药。”研究人员介绍，感冒更多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抗生素的作用是抗菌，如果没有细菌感染，服用抗生素是浪费也是滥用。治疗病毒性感冒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当休息、多喝水，靠自己痊愈。“是药三分毒，滥用抗生素存在导致耳聋、耐药性、人体菌群失调等风险。”
彭博士还举例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成人都知道链球菌咽喉炎，而在中国容易将其当成为笼统的扁桃体发炎，两者概念完全不同，一般链球菌咽喉炎的诊断需要医生进行24小时细菌培养后，再确定是否使用抗生素。而扁桃体急性炎症大多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治疗有害无益。
偏差2：输液效果好于吃药
对“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挂水”的认可率，常住居民和外来人口分别是54.5%和59.1%，仍有近一半的受访对象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知情。
“国际上已公认，用药时能口服的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选择静脉输液。”彭志行指出，这一用药原则是在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下形成的。
三种用药方式中，口服用药的不良反应最轻、最慢，却最安全。静脉输液是把药物直接输入血液，如果有不良反应，则最猛也最快，有的几分钟内就置人于死地。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医院、个体诊所由于抢救设施缺乏，人员的抢救知识也缺乏，一旦出事很难逆转。其次，三者的成本差别较大，输液成本最高，抗生素输液费用往往高出口服药很多，甚至是数倍 。
偏差3：几种药同时吃，更能“把病压下去”
四成以上的外来人口认为，若干种抗生素联合使用疗效更佳。对此，研究人员说，联合使用抗生素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增强、相加、无关和拮抗。通俗地说，前两者就是1+1>2和1+1=2；而后两者则是1+1=1甚至<1。
“无关”或“拮抗”不仅降低疗效，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且容易产生毒副作用或耐药性。一般来说合并用药的种类越多，毒副作用、不良反应发生率就越高。
据统计，联合使用抗生素约60%～70%的情况下都表现为无关或相加作用；约10%～15%的情况下表现为拮抗作用。而且，即便是具有增强作用的抗生素联用，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偏差4：新药好于老药，贵药疗效更好
在外来人口中，43.8%认为新抗生素的疗效要好于老的，36.5%认为抗生素越贵，疗效可能就越好。
研究专家指出：每种抗生素都有自身的特性，优势劣势各不同。要因病、因人选择，按医师嘱咐，坚持个体化给药。老药在某些感染中效果更好，如“老将”青霉素在日常治疗由厌氧菌引起的感染疾病中仍属首选；红霉素也是老药，价格便宜，对军团菌和支原体感染的肺炎疗效很好，而价格非常高的碳青霉烯类的抗生素和三代头孢菌素对付这些病就不如红霉素。
另一方面，新抗生素的诞生往往是因为老抗生素发生了耐药，对现在变异的菌株治疗，如果不是新的菌株，旧的抗生素是要比新的抗生素效果要好。而且老药药效稳定，价格便宜，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检验，不良反应明确。
因此，选用抗生素，主要依据抗菌谱选择，并非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
你会用抗生素吗？用得对吗？
当家庭成员或本人患病需要使用抗生素时，78%以上的市民认为，应该先去医院，50%的市民认为使用前应当阅读使用说明，不懂的问题需要去咨询专家或者专业人士，82%的人知道应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生素。
与此矛盾的是， 74.3%的常住居民和49%的外来务工人员曾经“不看说明书就服用抗生素药物”，其中男性更为严重。近56%的常住居民和57.5%的外来人口曾经“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自行服用抗生素”。
在使用情况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了受调查者思想和行动“背道而驰”的现象。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行为习惯有：
误区1. 无处方就在药店买抗生素
84%的常住居民和71%的外来人口有过被药店工作人员推荐抗生素类药物的经历。而调查显示，药店工作人员关于抗生素使用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未显著优于普通市民。
抗生素属于处方药，但在我国的药品销售过程中，患者并不需要向药店工作人员出示医生处方，常常是说出药名就可以买到，有的医药超市甚至让顾客自己选药。同时，因为药店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欠缺，在盈利目的驱动下，为追求一时疗效而对抗生素类药加以推荐。
研究者对比中美两国情况后发现，在美国，要买到抗生素需经几道关：一是医师关：抗生素是严格管制的处方药，医师乱开处方会受到处罚，重者将吊销行医执照；二是药店关：没有医生的签字，任何药店都无权把抗生素卖给患者；三是监管关：美国对抗生素管制很苛刻，定期考核医师的抗菌药知识，不及格者将停止其处方权。
误区2.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约15%的常住人口和33%的外来人口会在“觉得病情较重”时主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有些病人即使在医生解释并不需服用抗生素后仍作出这样的要求。有的甚至以为要更快好起来，还要求医生开药性比较强的。例如一般的发烧需要约3至4天的时间调养才能痊愈 ，但有些病人却指望在两天内康复。
虽然这部分人群比例不大，但依然值得重视。研究人员根据知晓率的年龄分布指出，25-44岁人群的抗生素知识知晓率最高，而60岁以上人群知晓率最低，但目前正是这一人群承担了大量照料家庭、照看儿童的任务，成为家庭药物应用的主要决定者。据报道，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30%至40%，而一些发达国家只有0.9%。
误区3.症状消失就停药，下次有病接着吃
仅22.4%的常住居民和32.2%的外来人口在症状消失后，会按照医嘱坚持服完整个疗程的抗生素。68.6%的常住居民和56%的外来人口在发生相同症状时，会拿以前剩下的药来服用。
不少病人在服用抗生素时，总是“缺乏耐心”没有完成疗程。专家建议，如果病人没有耐心完成抗生素疗程，那最好就完全不要服用。否则只会造成还未完全“消灭”的病菌有重新繁殖的机会，并且耐药性越来越强，一旦病情复发时就需要更强的药才能与之“对抗”。
误区4：日常备药以防万一
有74%的常住居民和48%的外来务工人员会自行购买抗生素药物在家备用。
据统计，目前我国80%的城市居民家中备有抗生素类药，由于不同的抗菌药所能杀灭的病原菌各不相同，若药物选用不对号，不但治不好病，还可能贻误治病时机，导致疾病加重。因此专家呼吁，当疑有感染性病症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最好不要自行使用家中储备的抗菌药。
如何“知而信，信而行”？抓健康教育！
数据显示，近55%的市民认为自己需要抗生素有关知识的教育。然而，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不少滥用抗生素的行为。对此，南医大健康教育专业的刘思浚老师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知信行”模式来解释。
“知信行”模式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及形成行为三个过程。健康知识的积累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能上升为信念，从而形成正确的行为习惯，否则就会出现上述的“知而不行”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就是健康教育的相对缺乏。
根据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要使40％的人发生行为转变，就要有60％的人持积极的态度参与改变行为实践，这样就要有80%的人相信这种实践对其健康是有益的，要到达这个目标就要使90%以上的人具有改变这种行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和生产大国，人均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而美国为13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滥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其数量和严重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近2000万听障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造成。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抗生素造成的占2/3以上。
“面对严峻的形势，在各年龄段、各阶层开展抗生素知识教育势在必行。”发起并主持该项课题的南医大流行病学教授喻荣彬说，提高公众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所造成的危害性的认知度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应该集中利用一段时间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对医务人员和药店工作人员、对广大儿童家长，应该加强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传和培训，并能够较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同时应全面提高市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意识和能力，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必须凭处方使用抗生素药物，而且应加大对药店销售行为的检查和指导力度。
“健康教育，任重道远。唯有长期积累，齐抓共管，才能逐步改善。”喻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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