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我在北京参加2000年那轰轰烈烈的研究生大考时，她也是。
她是我大学同学的研究生同学的大学同学。我对她的了解只是零碎的。我们都只是那支庞大军团中的普通小兵。但就那点滴的东西，也让我对她有着一种敬畏，映射着这支被外人遗忘的军团的生活。
我到北京很早，正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酷暑，热到四十多度。晃悠悠的过了炎夏，找到了最便宜的安生立命之处，昏沉沉的上了不知多久的补习班——在倒计时还很久时，对于一成不变没有节假的日子，日历是没有意义的——熬过了五十年国庆前风传的遣返潮，秋天到了。有一天，我听同学说，她同学的同学也来北京考研了。以后又断断续续听说了一点事情。她的朋友们叫她颖儿。
颖也工作过一段日子，也是摆脱了家里的压力辞职出来的。在效益很差论资排辈对大学生层层盘剥的国企，一年多的青春汗水让她攒了大概两千元钱。这就是家当了。
“会聚”北京的目的大家都差不多：气氛，信息，考研班。既然一博了，当然不能错过补习班。班似乎各个都不算贵，不过报完后颖的钱就只剩六七百了。这还要在北京吃两个月的饭，住两个月。
于是颖便悄悄的住进了同学的宿舍。宿舍中的同学会找些理由让她会安心，然后不时的到同学那里住。虽然不是长远之计，不过能省一点算一点吧。几天就过去了。听同学说，她总是在一大早就背了书包出去到自习室，深夜熄灯前一点回来。——当然，也是为了少一点那两个门神婆的麻烦。听到这里，总是有一点自己没好好学习的愧疚——把什么都扔了，再不好好学是该脸红的。
然后检查团要来了。这个学校就是这样，别的什么都抓不好也没什么，卫生检查总是一等一的大事。教学楼都在粉刷，宿舍查房一轮一轮，象白色恐怖的年代。
颖自然是不能再呆了，所以大家都在想别的办法，找最便宜的住处。北京海淀的地下室半地下室不少，都当了学生宿舍，好多成了我们这个军团的营房。二百多一张床一个月倒还好安身，但一次就要交一年的钱，当初我就是无奈另寻出路的，颖当然也无法承受，何况还要吃饭。
几天之后，同学说住颖的住处找到了，就在要考的学校里，十元一天的那种，最后还是决定住进去了。学习条件尚好，楼下两层就是自习室，吃饭也方便，不用出门。钱总是家里能给一点也罢，凑一点也罢，饭总是要吃的。
安定了，她也该上冲刺班了。彼此的资料偶尔会通过同学交流一下。匆忙之中，Macao回来了，四周的孩子们如我们当年一样庆了圣诞，新千年的钟声也要敲了。这一切和我们这个团体的人仿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厌了学习，晚上时不时的在公用电话前晃悠，早上起的很晚，8 点还吃不完早饭，晚上总十二点来钟就睡了，而且常不是在用功读书。听到颖还是一早七点多去上自习，晚上1点才睡觉，不倦的学着。有时心里怕，怕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努力会在竞争中让自己后悔终生。
同学班里的男女生不熟，而我却两边都熟，因为大学同学的缘故。有一次男生便托我捎了一张汇款单给女生。50元，从外地的一所学校汇来，要颖同学转交她的。我随眼看了一下留言（不好意思，但不违法: -)），大概是说，颖，家里给我寄来了生活费，我多了一点，寄给你买一点好吃的，补充一下营养，每天吃饭要吃菜，别太省了。
然后没消息了，因为大家都忙着，连同学也少见了。不变的生活留不下什么记忆，依稀是后来正好在那个没暖气的夜，独自发着烧在阴冷中躺到天亮，所幸未得肺炎，昏昏的三天后能学习了，在自习室莫名其妙的出了一次鼻血，咳嗽着直到考完试。好象用很大的口袋买过两次方便面。同学来看过几次，还带来了些水果，只是在考试之前都没有能吃下去。
考完了，听说颖回家了，感觉考的挺好。
这就够了，祝福大家吧。
再几天，我也离开了北京。结果仿佛已经不象想当初去考时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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