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论留名。”回顾辛亥百年风云，曾经的医生、书生、留学生、新军等各色人等，投身革命行列，有人名垂青史，亦有人湮没无闻。
对那些“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的革命者来说，再大的利禄功名也比不过为之奋斗的理想。百年之后，斯人皆逝，唯壮志豪情不灭，长存千古。
壮志
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
9月19日，记者来到广东中山市翠亨村。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就坐落在这个绿树葱笼的幽静小村庄里。故居是一栋颇具异域风情的小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张咏梅介绍说，它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修建的。
不过，纪念馆内更吸引记者的，却是一尊少年的雕像。他双手交叉，昂首挺胸，仿佛正在眺望着远方。张咏梅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孙中山。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陪伴母亲，搭船前往檀香山，去探望哥哥孙梅。在一个月的航程中，一望无际的大海、劈波疾行的轮船，都震撼着这个山村孩子的心。日后，孙中山回忆这段历程时，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在檀香山，孙中山进入当地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惊羡于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思想更让孙中山大开眼界。而反观专制腐败的清朝政府，艰难度日的家乡父老，他不由生发出救国之心。“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正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成为当时的秘密誓词。此后，孙中山竖起“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伟大旗帜，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而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的黄兴，同样是在留学过程中确立了革命思想。1902年夏，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有一晚，黄兴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
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黄花岗起义中，黄兴伤右手，断两指，其子黄一欧也险些丧命。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nextpage]
牺牲
代表人物：陆皓东、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有革命，必有流血牺牲。革命的胜利果实，是由革命者的鲜血灌溉的。谈及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文史学会会长张磊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辛亥革命，就是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清帝退位；广义的辛亥革命，则是指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22年第二次护法失败的这28年。历数为辛亥革命而牺牲者，尤应采用广义的概念。
陆皓东被孙中山赞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他也是翠亨村人，是孙中山先生两小无猜的幼时玩伴，亦是忠心耿耿的革命同志。他们二人与同村的杨鹤龄、杨心如，共同投身革命，被称为“翠亨四杰”。
今天，翠亨村村口闸门上“瑞接长庚”四个大字仍留有裂痕。当年，陆皓东与孙中山等人就是在此试验炸药的威力。这也成为孙中山、陆皓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成立兴中会后，革命党人密谋于农历九月九日(公历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接近起义之时，不料运送枪支弹药出了差错，海关搜出手枪600多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起义无限期推迟。就在此时，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出卖，陆皓东不幸被捕。面对严刑拷打，陆皓东大义凛然地宣布了自己的意愿:“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谈起早期的革命牺牲者，不得不提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秋瑾。她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女，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她走上了排满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时代人说她是经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这位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的“鉴湖女侠”曾说道：“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被俘后，审讯人员要秋瑾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凝思片刻，先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催她写，她又续了6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是秋瑾唯一的“笔供”。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饮刃轩亭口。秋瑾被斩引起了巨大震动。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而当时对妇女行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斩刑。民间舆论由此轮番轰炸秋瑾案。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先后发动10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其中，尤以广州起义牺牲最巨、影响最深。孙中山评价说，“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今天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已成为向市民开放的公园。记者9月20日走进这里，随处可见蹒跚学步的孩子和锻炼休憩的老人。在高耸的纪念碑后，清晰可见一个个烈士的名字、籍贯，以及就义方式和地点。
据墓园工作人员介绍，七十二，其实并不是烈士的实数。当时的牺牲者“其数不可稽”，只是事后收得七十二具尸首，合葬在黄花岗，因此才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称。而黄花岗最初的名字是红花岗，但冒死收尸的革命党人潘达微认为“红花”俗而不美，“黄花”则有傲雪欺霜的风骨，更能使烈士精神益显昭彰，因此更名。
张磊认为，黄花岗起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靠当地群众、会党，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从纪念碑上可以看到，烈士的职业，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香港中国日报经理、南洋华侨……其中，有三名烈士来自江苏，职业都是军官。据统计，烈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七十二烈士中的俞培伦，时年26岁，是日本千叶医学校的学生。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会了制造炸药，在一次试制炸弹中被炸伤了一条手臂，落下残疾。回广州后，他仅凭一条健全的手臂，连续奋战两天两夜，赶制出了300颗炸弹。起义当天，他在胸前挂了一筐炸弹，一路冲锋一路投掷，不幸面部中弹被俘。这一文弱书生，在临刑前仍大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
柔情
代表人物：林觉民、徐宗汉
革命者心绝志坚，为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他们亦怀着满腔柔情，在慷慨悲歌之时，同样挂念父子、兄弟、伉俪之深情。
在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方绢，上面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这是1911年，一位24岁的青年，在投身革命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绝笔书。当时，妻子怀孕8个月，幼子5岁。这位青年就是林觉民，这封绝笔书就是被传诵百年的《与妻书》。
直到今天，网友读后都不胜唏嘘，发出这样的感叹：“先贤弃家而就义，非无情，实大爱，感人至深！”
林觉民与妻子陈意映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结婚一个月时，林觉民为了革命，曾留书一封出走。三天后，他悄然归家。新婚妻子对他说，“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婚后，二人感情渐好。
在广州起义的激烈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流弹击中腰部，满身是血，力竭被俘。临刑前三天，林觉民水米未进。被害之日，他面不改色，大笑曰：“吾今日登仙矣。”引颈就戮。一个月后，妻子陈意映早产。两年后，伤悲而终，年仅22岁。
革命情缘，尤为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黄兴与徐宗汉的结合。在最近上映的电影《辛亥革命》中，由知名演员成龙和李冰冰演绎的两人的恋情，成为剧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宗汉，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儿子。在丈夫病故后，徐宗汉脱离家庭，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
就在广州起义前夕，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至广州市，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各处。
广州起义失败后，负伤的黄兴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做手术，但按医院的要求，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最后，徐宗汉以黄兴夫人的名义签了字。手术后，徐宗汉一直在黄兴的病榻旁照料，两人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出院后，这对假夫妻很快成为了真夫妻，在革命同志中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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