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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e# 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十六世纪的丰臣秀吉灭华狂言到二十世纪初期的21条密约和田中奏折，亡我野心不死。自一百一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以来，得寸进尺，入侵我国，国无宁日。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我国全民抗战。这场战争使我国遭受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同志曾宣告，仅我国人民伤亡就达到3500万人，其中，军队牺牲达350万人。侵略者最后落得失败投降的下场。日本人民和士兵为其驱使，既是受骗者、盲从者，又是受害者。八年抗战，我在华北战场、根据地和部队，在我军民抗击日寇无数次“扫荡”、袭击过程中，既看到我们的壮烈牺牲，也看到日寇的惨败；既看到日军俘虏开始由于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表现出那种武士道的凶残性格和执迷不悟，也看到他们越到后来厌战情绪越强烈，不少人站到反战的一边，有的人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誓师东渡抗日，旗开得胜，九月份平型关一战歼灭日军王牌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辎重部队和一部分主力。经过这次战斗之后，我军鉴于与日军语言不通，无法像过去对国内反动军队那样在战场喊话，日军不了解我军优待俘虏政策，被骗以为抓到了就要杀掉，所以拼死抵抗。因此我军总政治部要求在我军立即开展日语战场喊话学习。我从总司令部调到随营学校，在行军中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日语教员胡成放同志边走边教一些简明的日语口号。至今还记得有：“尼洪喏，海一桑，不克哦，瓦它西，可若撒赖！”意即：日本兄弟，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俘虏，我们优待俘虏。另外还学了：“你们和我们都是劳苦人民，携起手来，反对军阀(贡八子)、财阀(赛八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等口号。我军主力那时大都学会了这样一些简单的日语口号。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是一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素质很高的人民军队。不打不相识，日军官兵在以后与我军的交战中常常跷着大拇指称赞我军的军事、政治素养；一些日军俘虏一旦觉悟过来，都称赞我军俘虏政策的人道主义精神。
平型关战斗之后，我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曾到抗大报告敌俘工作总结。指出日寇初期顽抗，俘虏难抓，但负伤和来不及逃脱者还是抓到了。有的人说，平型关没有抓到俘虏，不确。
抗战之初所获日军俘虏，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日俘，得到我军优待，有伤病的把伤精心治好，让他们吃得比我们好，甚至把缴获的罐头留给他们食用，对他们友好，从不侮辱、虐待。不久因前方战争频繁，部队流动，就将一些俘虏转移到了延安教育、感化。1938年之初，我们随营学校由前方转移到延安，与抗大合并。我们非常好奇，想看看日军俘虏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得到允许后，我们到城西的窑洞里去参观，只见一帮仍然穿着日军便服的俘虏，非常自在地在窑洞内外嬉戏，有的在玩扑克、纸牌，有的在阅读读物。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司空见惯，觉得非常平常，因言语不通，也没有通过翻译交谈。有的俘虏对我们比较和善；有的比较淡漠；有的仍有对立情绪；其他的照常玩牌、阅读。管理的同志告诉我们，原来他们受的欺骗宣传很深，思想非常顽固，与我们对立、不服，经过一段教育说服，逐渐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以这批和以后增加的俘虏为先驱，到了1939年便先后成立“觉醒联盟”、“反战同盟”，以后又改组扩大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其支部散布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8月15日－29日，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暨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由日本反战团体主办。到会主宾超过3000人，朱德、吴玉章亲临讲话，还有印度、朝鲜的代表参加，是一次历史盛会。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影响很大。我在冀鲁平原5·1反扫荡之后就从报道上得知。这次大会对教育和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和骨干。
应该提到，抗战时期的日本共产党，在其国内政府对反战和势力采取高压政策下，经常受到迫害，他们或者隐蔽，或者出走，处境极其困难，所以有的人在前苏联，或在延安活动。在延安以日共当时领导人野坂参三(也译作野板铁或岗野进)为首，组织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有平型关的日军俘虏，在他们的辛勤工作、耐心教育下转变过来，采取反战立场。这一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应该肯定的。他们于日本投降后回国。
我第二次看到的日本俘虏，是1939年“5·1”节在晋东南敌后方总司令部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在驻地中村的广场上，总部机关直属部队和抗大一分校队伍总有上万人集合在一起，等待首长作报告。按我军惯例，这时各部队高唱歌曲，此起彼伏，非常活跃。一会儿，由主持大会的同志在搭起的木台上，介绍一位穿着和我们一样军服的日本人，登台唱歌。此人身材修长，很文雅，很和善，不过25岁。我在台下听到总部秘书长朱光与我们抗大一分校政治部主任黄欧东说，这位日本人原是俘虏，知识分子出身，觉悟过来较早，就在总部工作。日本朋友唱了几句新学会的反战歌曲，全场觉得很新奇，鼓掌。
不一会彭德怀副总司令登台，这位日本朋友与彭老总正面相遇，敬了一个军礼，与大家一齐听报告。看来他已习惯了我军官兵平等这一传统，并不像日本兵见到上司如同老鼠见猫那样诚惶诚恐。彭老总向来态度很威严，但对这位日本朋友微笑还了军礼。他身为我军副统帅，但与我军广大官兵一样衣着平常，没有那种耀武扬威的派头，熟悉的人感到他平易、可亲、可敬。
1944年初春，我在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工作时，在战斗中被我军歼灭的那些顽抗者尸体上发现贴身都穿着印有“太阳旗”、写有“皇军”“武运长久”和画有菩萨、符咒、祈求保佑的背心，令人感到可笑，也破译了一个秘密。原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充满了盲目性和兽性的日本军队是建立在这种极端狂妄的民族主义、武士道传统和可悲的迷信愚昧支柱之上的，与我军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进步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我军还俘虏了一些日本官兵，那时军分区主力部队没有固定后方，在正副司令员刘贤权、黄荣海率领下，经常行军作战，几个日军俘虏也得跟队行动。我们常常是在夜间行动，有时白天与敌人遭遇，就一面阻击掩护，一面钻入抗日道沟转移。子弹在地面上哧哧地响，我军在道沟里无恙，习以为常，而日本俘虏听到枪声却头颈直缩，吓得脸上变色；他们在其军中杀人放火、凶得很；一旦离群、卸下武器，却很怕死，更怕被日军抓住酷刑处死，回不了家园。这时战争已近尾声，我们称为“黎明前的黑暗”；日本兵源已告枯竭，征来的许多是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与最初的职业军人大不一样。他们厌战、怕死，念念不忘的是何日回到父母妻儿身边。我在冀鲁边区任过勃海县(现为黄骅市)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一次夜间行军到了宿营地，等待分房进屋，看到一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日本俘虏，仍在月光下做健身活动。我通过翻译问他：
“你入伍多久了？”
“不到一年。”
“会打仗吗？”
“不会”
“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
“没有法子。”
“你怕死不怕死？”
“怕死。”他很坦率，直言不讳。
“你现在想什么？”
“想回家。”
“家里有什么亲人？”
“有父亲、母亲、妹妹。”
“想他们吧？”
“很想。”
“战争结束，我们会满足你的愿望。”
“嗨！”他像孩子一样，立正致敬，天真地笑了一笑。
日本投降后，根据地军民正在狂欢之中，由于重庆当局密令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勾结他们以准备内战，我军不得不攻打一些日伪军盘据的中小城市。当年九月，我们在渤海军区正副司令员、参谋长杨国夫、袁也烈、阎捷三统率下，围攻商河县城内盘据日伪军一万人。杨国夫能征善战，渤海人民把他叫做“杨菩萨”。袁也烈、阎捷三同志是抗大一分校的正副训练部长，也即正副参谋长，是我的老上级，这次是在商河城边前线指挥所与他们重逢。他们经过十年内战和长征，身经百战，对指挥这次战役如同家常便饭，从容面对被我军包围之敌。军区政治部为了瓦解日军，派来一组日本人到我部；他们原来是俘虏，后来觉悟过来，参加反战同盟。他们对日本宣布投降也很高兴，认为可以很快回国了。我们对这几位派来的日本朋友以礼相待，在火线驻地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发慰劳品鞋袜、肥皂、毛巾等等，他们情绪很高。为首的那位小个子表现很活泼、友好，个个愿意为我军效力。他们写了不少传单，向据点内的日军散发。攻下商河之后，日伪军一万人全部被我军俘虏，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向日本俘虏做了不少工作。以后将日军俘虏送到军区后遣送回国。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因(患二次肺炎)住在野战十四医院。院长就是抗大老友原上海卫生局副局长曹国珍。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正副司令员何以祥、覃士冕，还有参谋长贾耀祥、政治部主任孙晓风和两位师长都在一起住院治疗。那时我军医生缺乏，院方介绍给我们看病的一个是从******军俘虏的杨医师，一个是俘虏的日本医师。杨医生已六十多岁，兼擅内、外、妇科，又留学过日本，所以兼任我们与这位日本医生之间的翻译。日本医生专长内科治疗肠胃与心血管疾病。为我治病又动盲肠手术，都是这两位医生诊治的。那时院方还专门请这两位医生为我们讲了多次生理、病理、药理、保健课。这两位医生医学知识广博，又有临床经验，其水平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他们虽是俘虏，但我们对之不但优待，而且礼遇，尊重他们的知识，所以他们的思想觉悟与工作态度都很不错，这次不啻参加一次系列讲座，补了一课，对我一生都是受益的，所以应该感谢他们。
这位日本医生(可惜名字记不起来)最初有些拘谨，但与我们每日相处熟了之后，很愿谈心。他拿出一张全家福照片，有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原来他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住在东京，又是名牌大学医学系毕业。由于征兵，来华服役，他的厌战情绪溢于言表，唯一心愿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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