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第一位专职教师孙明经(右)正在金陵大学校园指导学生拍摄(1936年)图片均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提供
教学中的孙明经
这得益于他们共同的致敬对象——一个曾在南京，在南大的前身金陵大学开创了中国电影教育先河的人，一个在异常艰苦的特殊年代用镜头、用胶片记录南京、记录中国的人，当他穿越70多年幽暗的时光，走到今天的观众面前时，再多的“撞衫”都已不是问题，甚至一次撞衫可以看做是一次情感的叠加。
1911年出生的孙明经，已经去世20年，可是透过这两部电影，人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手握摄像机，或笑容灿烂，或眼含泪水的“民国青年”。
孙明经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纪录片，片长都在15分钟左右，仅就片长而言，有点像今天的微电影。这个在南京起步的中国电影先行者，用那个时代的“微电影”记录时代的同时，在今天复活了自己。
两部电影向一个人致敬
今年3月份，20分钟长的《孙明经：远去的金陵背影》，在首届华语大学生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上首次露面，播放完毕，包括参赛选手、评委嘉宾在内，几乎所有观众都被震撼了。无独有偶，3个月之后，当纪录片《南京大学@1936》在南大首映时，人们同样为之深深感动，十多位当年的金陵大学老校友看着影片里熟悉的校园，唏嘘不已。
“不是片子拍得有多好，主要是孙明经这个人太具有感染力。”《孙明经：远去的金陵背影》是由南大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制作完成的，参与策划、拍摄的金陵学院“微电影与媒体创意系”主任杨骏告诉记者，今天知道孙明经的人并不多，他对南大、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和他的知名度是不对称的，很多人甚至包括微电影大赛的评委唐季礼、王小帅、黄健中，这些电影界的资深人士，之前对堪称“中国电影教学之父”的孙明经的名字也都并不熟悉。杨骏透露，本月22日，南大将正式宣布筹建孙明经纪念馆和孙明经电影教育研究会。
而《南京大学@1936》的编导、南大新传院教师李晓峰坦言，他也只是在去年刚刚得知孙明经的事迹，“去年10月是他的百年诞辰，南大特意举行了一场纪念会，我读博时的导师周安华老师参加了，他特意给我带来了相关的论文，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题材。”看了论文后，李晓峰便先后三次前往北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查找孙明经当年拍摄的电影，以及相关的文献，“等正式开机拍摄时，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记者分别观看了这两部电影，《孙明经：远去的金陵背影》在短短的20分钟时间里，呈现了孙明经充满传奇的一生。《南京大学@1936》则把时间集中在1936年，集中叙述了西迁前一年的金陵大学，其中主要呈现的同样是孙明经。
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
在两部讲述孙明经故事的影片中，出现了大量孙明经早年拍摄的电影画面，以及许多孙明经本人的镜头和照片。在一张照片上，孙明经正在指导一位学生摆弄摄像机，地点是金陵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北大楼前的草坪上，时间是1936年。有一个画面里，孙明经正在演示如何佩戴防毒面具，这是教育电影《防毒》里的一个镜头，这部由他拍摄于1937年的影片，连同另一部电影《防空》，是抗战年代国人必看的教育影片。
1936年，孙明经25岁，时任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副主任，而在两年前，刚刚从金大毕业的他已经受聘为金大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的助手，协助他拍摄教育电影。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孙明经的名字和中国电影联系在了一起——他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第一位专职教师，参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作品《农人之春》，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电影期刊《电影与播音》，主持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电影《民主先锋》。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官网上，孙明经的身份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这个评价，连同这诸多的第一次，在今天看是一种殊荣，而在当时，对于一位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不过是他的工作而已。
在实践中与电影结缘
很多回忆和研究文章，谈及孙明经为何与电影结缘时，都会提到两个字“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摆弄照相机、摄像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孙明经有这个条件。
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可以说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第一次看电影和使用电影机是1898年，他也是第一个把外文“CINEMA” 译为中文“电影”的中国人。1903年，他成为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中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他也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的“校园电影”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1911年，孙明经出生在南京，在这样一个电影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对电影的耳濡目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孙明经的女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孙建秋告诉记者，父亲孙明经与电影的因缘际会并非偶然。
1918年，一战期间，南京汉中堂一位叫鲁士清的长老曾随中国华工团去欧洲战场服务。1921年他从法国回中国时，带回了一架电影放音机和多部电影，并在南京花牌楼青年会免费放映。据孙建秋介绍，其中有法国人埃米尔·科尔1908年创作的世界上最早的动画影片《变形记》，这部生动活泼的电影给10岁的孙明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对银幕上跃动的动画人物和动物十分着迷，充满了好奇，去看了多次，很多年后，他还感慨，这部电影太神奇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孙建秋说，孙明经上初中时，南京花牌楼青年会几乎每周都会放免费电影。少年时孙明经就从莫愁路步行两三公里去太平南路看电影，不仅看，还跟别人学习怎么放电影。他想弄清楚其中的原理，跟着放映员手摇放映的技术。
那时的南京还没有什么电影院。金陵大学与上海柯达公司联系，购买了一些闲置的科教电影。后来虽然金陵大学把这些片子翻译过来了，但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于是金大的农学院酝酿着拍摄教农民种植棉花的教育电影。孙建秋介绍，1920年左右，金陵大学几位教师使用郭凤仁教授(美国植棉专家)带来的摄影机拍摄过一部教中国棉农种植良种棉花的电影。为了贴近百姓，他们头上裹着白色毛巾，扮演成农民的形象，进行演示。“农民们倍感亲切，一下子就看懂了，教育电影的普及性，给我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学的求学经历也为孙明经日后的“电影生涯”打下了基础，但大学时期的孙明经并非一帆风顺。孙建秋回忆，1927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后不久，他的父亲就生病了，家庭生活拮据，而金陵大学是私立学校，学费比较贵。为了自立，孙明经就勤工俭学。金陵大学的学分制很“灵活”，帮很多贫困学生积攒了学分。“读大学期间曾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中学兼职代物理化学课，在南京金陵中学曾经教了几年课并担任理化实验室主任。”孙建秋回忆，当时孙明经还曾去湖南和安徽做过中学教师，教授理化课程。“他在中学教书时，发现有些抽象的概念即便很好的老师也讲不清楚，而《分子运动》等生动的教育电影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同学们很快就掌握了知识并且提高了成绩。他意识到用电影的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教学质量事半功倍，便和同学沿几条铁路南下到许多城镇去放映教育电影，成为轰轰烈烈的教育电影运动的一部分。”
金陵大学开启“电影生涯”
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后，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孙明经先后在化学系、电机系、物理系修习学分。“当时的金陵大学给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知识构架，准许、鼓励跨学科选课。”孙建秋介绍，孙明经还选修过测量学，学会了测绘，这对他以后的拍摄也很重要。例如拍摄崇山峻岭，需了解地势的走向，在他后来的川康科考摄影拍摄中，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他还选修了天文学，在文学院选了古诗词课等等。此外，兴趣广泛的孙明经喜欢唱歌，有一副好嗓子，像许多青年一样，他参加过学校的合唱团和戏剧活动。
1934年，23岁的孙明经从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在理学院的教育电影部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理学院院长、教育电影部主任魏学仁拍摄教育电影。“拍的第一部电影是《苏州》，当时组织了金陵女子大学女学生们一起去苏州游玩，拍摄她们游览的镜头。”
1935年，世界上彩色胶片刚刚问世，金陵大学1936年就用上了。这一年，经过科学测算，6 月19日将发生日全食，此时的中国，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邀请金陵大学参加拍摄活动。1936年，魏学仁带着仪器和胶片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摄，并成功地拍摄出彩色日全食电影。这是人类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这部名为《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孙明经对此片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前他对彩色胶片曝光等各种数据进行了测试。
影像呈现金陵大学和南京
20世纪30年代的金大校园草木葳蕤，青年孙明经在这里如鱼得水。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几乎都成了他镜头里的主角。他在金大校园里拍摄了反映校园生活的《金陵大学理学院一瞥》《校园生活》《校园之声》等影片。
在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记者浏览了这些珍贵的黑白影像。在校史博物馆A区第一展厅，一段循环播放的纪录短片里，呈现出1936年金陵大学毕业生们的风采。这是孙明经在这年6月10日用手摇式录像机拍摄的，实录了学生们参加金陵大学第41届毕业典礼时的情景——学生们身着学士服，整齐地从南京大学的北大楼正门和东侧的台阶上缓缓走出，走在队伍最前列的两位，举着印有金陵大学字样的倒三角旗帜;大草坪前，学生们互相整理着学士服的绶带，画面定格在一位满面笑容的女生的脸上;一队队身着中山装，头戴礼帽的男生组成人墙，在南京大学如今的大礼堂门口排成几列，迎接着毕业生们的到来……由于是教会学校，镜头中还不时会闯入外国学生的身影，他们面带笑容，经过镜头时，有的冲着镜头微微一笑，有的不好意思地拢着头发。
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馆长吴玫介绍，这部短片是他们从孙明经的家人那里收录到的。
《民主前锋》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电影，由孙明经于1947年拍摄完成。影片讲述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抗战期间在四川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一起联合办学和抗战胜利后返校的历程。孙明经研究专家张同道称之“史诗一样见证了中国大学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坚毅、勇敢与优雅”。
孙建秋说从小生长在南京的孙明经，对南京也有着浓厚的情怀。
1936年前后，孙明经在南京拍摄了《首都(南京)风景》，中山陵、鼓楼等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悉数收入镜头，这部影片的内容提要写道，“以空中鸟瞰，显示风景区域之位置，以四时之景物，表现首都(南京)之美丽可爱。”1948年，孙明经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南京》，呈现了南京人喜爱的菊花展，以及精彩纷呈的金女大的户外体育活动的情景。
南京人拍南京人，影片中透着孙明经对南京的感情。
记录抗战前夕可爱的国土
“父亲拍摄的所有电影都是在金陵大学工作期间完成的。”孙建秋说，孙明经一生共拍摄了49部黑白纪实电影和两部彩色电影，片长都在15分钟左右。孙明经一生有四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即1937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1938年至1939年的川康科考摄影，1940年至1941年在美国的行程万里的科考摄影和1942年至1945年行程万里的云、贵、川科考摄影，除摄制了一大批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
“从1937年开始的那次万里猎影，仅地理风光片他独自拍摄的就有《故都北平》《黄山》《醉翁亭》《庐山》《峨眉山》《崂山》《连云港》，这些地方他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着机器拍。”孙建秋说，孙明经拍摄影片编辑后，为了日后的流通，都会做内容提要，拍摄时还留下一些拍摄笔记，这给后人了解当时的拍摄史留下可供追忆的空间和珍贵的第一手文史资料。
“徐州是他万里猎影的第一站，1937年6月7日凌晨1点抵达徐州，黄昏时结束拍摄。当时抗战即将打响，局势很紧张，他在火车站被拦截多次，那时车站上日本间谍活动频繁。”在徐州，孙明经拍摄了很多徐州的古建筑、历史文物，还有城市现代化的雏形。“那时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刚刚开始，徐州高空架起了很多电话线，看起来非常漂亮。”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占领青岛。时值再次沾染炮火，孙明经站在青岛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思绪连篇：他的电影《青岛风光》内容提要写道，“以国耻历史为骨干，推陈主权得失，以海水浴场之活态及地方各种建设，显示国土之可爱。”摄影者心情复杂，将美丽的沙滩与丢失的主权交织在一起。
在后来的《万里猎影记》中，魏学仁对于孙明经的这趟经历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写道：“其历程在万里以上，又适逢抗战前夕，所经过的地方，或为文化名城，或为国防重镇，或为国家资源所在地，现在这些地方多不幸暂时沦陷，全国同胞应该更加警惕，时时加以注意和研究，以为收复失地的张本。作者将其一年以前的经历用通俗的文字写出，并加插许多名贵的照片，以介绍国人，实在是有意义的工作。”
教育电影推广生产技能
在孙明经拍摄的影片中，指导科教、生产的教育电影也是重头戏。1927年至1937年，是民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孙明经拍摄过灯泡制造、开采煤矿、酱油酿制、陶器、搪瓷、印刷、地毯工业、电锻与气锻、机械制造、电话制造等多部工业教育影片。
“1938年，东海沿岸海盐生产地沦陷，内地部分省份盐供应一度吃紧。父亲为了拍好片子，做足功课，仅看的盐业历史材料足有一尺高，包括嘉靖年间的制盐方法等52本书。在此基础上，他拍摄了两部影片。一部叫《自流井》。”这部前往四川自贡市拍摄的生产井盐的科教影片，讲述了历史上千百年来凿开底层深处，引水入地下溶化盐层，再把卤水抽上地面，并煎熬成盐，运销各省的制盐工艺。还有一部《井盐工业》因为是地下生产，镜头是无法摄影的，父亲先做好构图、写出剧本。没有赛璐璐，就用玻璃纸。请了傅斯年的弟弟傅迪南在玻璃纸上画成画，最终他们用动画的方法来呈现。” 时任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助理的范厚勤回忆这段拍摄经历时曾表示，“六十几年前，以学校的条件来拍摄动画片，困难是想得到的。但在科教片中，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象却开创了表现方法。如整个生产过程和使用的工具、操作方法等。
教授逃生技能、记录战乱
在战乱年代，是否掌握求生、逃生技能直接关涉个人性命。孙明经拍摄的两部纪实电影《防空》《防毒》在动荡年代曾挽救无数同胞的性命。“老百姓一开始没经验，警报拉响以后，不但不知道躲警报，反而举着灯到处看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给敌人竖了靶子嘛。《防空》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教老百姓怎么躲警报，例如晚上要加强灯火管制，假如晚上要用灯，就把窗户用灰布蒙上。”孙建秋说。
而在《防毒》中，因为要给老百姓示范怎么戴防毒面具，但是戴着防毒面具的样子让老百姓们觉得很可怕，于是，孙明经就让小孩子戴上面具来掩饰。孙建秋说：“小孩子比较可爱，他们戴上之后，样子没那么可怕，大人们会更容易接受。”此外，影片中，还教给人们遭遇毒气攻击时，要记得戴口罩、用沾有水的毛巾捂住口鼻等常识。
就这样，战时，在随金陵大学西迁的路上，孙明经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一边写稿本，同时广泛地放映给老百姓看，教给大家求生的技能。
1946年，金陵大学从四川成都回迁至南京，“爸爸觉得这是一个史诗性的事件，需要记录下来。1946年4月25日，全家跟着金陵大学第11号卡车开始东返，当时弟弟孙建和出生刚刚40天，家人把婴儿放在竹篮子里，一起上路。回南京的路很艰险，蜀道太难了。颠簸异常。”让孙建秋感觉饶有趣味的是，在后来以这段复员回迁史为题材的幻灯片故事《复原南京记》中，孙明经以婴儿“胜利宝宝”的口吻，制作了三十多张幻灯片，记录这段特殊的历史时刻。“例如在翻越秦岭时，幻灯片上写着，‘我们经过秦岭了，秦岭很高，把中国分成一南一北，我差点被冻死。”
拍摄途中历经磨难
战乱年代，摄影师要完成拍摄，也要有强大的体力支撑。孙明经曾在《西康手记》中记录下1939年8月夏天在西康广源拍摄电影时的危难，“由于设备重、纬度高、天气炎热，一两日之内，一竿夫逃跑、二竿夫被马拽坠崖、另一竿夫急病倒地，旅途艰难。”孙建秋发现，孙明经的旅行笔记很能反映他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情。“看到那一日竿夫的遭遇，笔记字迹的散乱，反映了他当时很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心情。高纬度拍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
孙建秋介绍，父亲拍摄经历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与当地康巴百姓很好的交往，但也有极为艰苦和危险的时刻。当时孙明经在义敦拍摄时住宿要在野外搭帐篷，还要挖壕沟，防虫、防野兽。夜里温度骤降，睡在零下十摄氏度的帐篷里。几乎都冻僵了，要不然是连夜赶路，第二天却找不到可以吃饭的村落。不敢合眼，又劳顿不堪。他随笔写下诗一首：
征夫思归不梦归/ 山林留客月隐晖
一夕数惊匪伊匪/ 霜消日倦不见炊
他还为这首诗写下了注释：从沙马村出来，路上多次遇匪，向导护卫逃跑，在荒无人烟的密林孙明经为保护摄影器材，连夜赶路，疲惫不堪，走夜路，天明却找不到可以吃饭、歇脚的地方。温度骤然下降。考验着他的毅力。他始终没有放弃。
执教生涯令学生受用终身
执教金陵大学期间，孙明经的课很受欢迎。“父亲在金陵大学开设了《摄影初步》课程，面向全校开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孙明经的学生和助教吴光追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讲道，“当时孙先生要求每个学生用纸壳做成一个针孔照相机，研究弄懂成像的原理。又将一卷胶卷剪成一片片，每个学生发一寸，让大家自己在校园里拍摄，大家都乐此不疲”。学生万学达记得，孙明经老师为了普及电影视觉暂留的原理，让电影观众懂得视觉暂留现象时，放映露天电影前，每人发一把小扇子，一边是马，一边是骑手。如果用手搓扇子柄，搓得足够快，每分钟55下，扇子上的小人看起来就会骑在马上。“在华西坝流亡期间，四川五大学成立了光影社，孙明经被选为社长，他号召大家拿起相机，一起来拍摄自己的生活。为这段历史留下记录。”
1949年南京解放，1950年春，中央电影训练班在南京开办，从全国三大系统选送优秀青年2200人入学，孙明经受邀为该班设置教材，并为先期300人的研究班开课(为该班培训“辅导员”)，后来担任过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刘国典，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摄影系上学时摄影系主任韦章，均是该班毕业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孙明经受命率金大影音部部分师生和全部器材北上与另外四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孙明经为新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及电影、电视、摄影高级人材的培养作出贡献。自1952年至1992年去世，孙明经一直没有离开电影学院。
孙明经的教学像一盏灯火，照亮着学生们的光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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