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省指标这个体制存在好几十年，各地家长也就习以为常，把这种习惯当做自己的一种权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解析“北京等地一些家长反对异地高考”现象时如是说。
各地异地高考政策遭遇出台难、执行难，难就难在这个分省指标的体制。十几年独享其利的北京等地家长“把这种习惯当作权利”，说白了就是享受一种城市福利。现在要拱手让人，被分走一杯羹，自然难以接受。
所以，从10月8日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30位专家学者联名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领导递交《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至今，相关实质性政策仍没有多大进展，就在情理之中。
这项政策的出台，各地必然先观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何运作，甚至出现“众眼看北京”的情形。这对北京市来说，无疑是个严峻考验。当“福利”面临被侵占、被侵夺的威胁，城市家长必然会站出来反对，一旦反对者众，说不定会影响到相关决策，影响到异地高考门槛的设置。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地方是在利用这个“分省指标体制”做当地的财政文章，这使得高考移民风日盛，凭着高考指标拉动本地市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赚个盆满钵满。从这一点看，一些地市，也是极为喜欢当前这个分省指标体制的。
有家长反对异地高考，有地方政府喜欢旧有的高考体制，那么各地政府及当地市民完全可能联手。尤其，政府会将政策出台难的理由，推给当地市民。如此这块坚冰，就很难焐化。即便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也极可能是做做样子，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几道坎，就轻易把务工人员子女拦截，始终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个意义上说，异地高考政策，完全可以等同于向既得利益者开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任重道远，险阻重重，甚至充满着种种变数，在权益让渡上搞拉锯。
异地高考成为当前最棘手的难题，根子在于分省指标体制，而其始作俑者是教育部。目前来看，教育部能不能敢于提及其存废问题，还是息事宁人地维持着某种平衡，我们都在拭目以待。一边是各地市民的利益，一边是异地就学的外来人员子女，如何调停这二者的利益，考验教育部的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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